1992年到2001年，整整十个年头，对于历史的进程，不过弹指一挥间；对于城市，不过是旧的拆了，新的建了；对于孩子，意味着童年已经结束；而这十年对于我，则意味着命运的起起落落、意味着奇迹、意味着奋进、也意味着疾病、更意味着迷惘和清醒。
十年前，我十八岁，初中毕业后学了半年的缝纫，种了两年庄稼，对没有音乐、没有时装、只有幻想的生活十分厌倦。我背着一只蛇皮袋，从安徽老家来到常州，除了被子，这个蛇皮袋还背负着一个少女的全部希望。
站在火车站的出口处，我微微颤抖，以为进入城市的梦想已经实现。
这座当初并不起眼的城市，对于我，则意味着人间天堂，接下来，我饱览了城市的风光。我看见鳞次栉比的建筑，峨然耸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些十分衬合我性格的节奏，强烈诱惑我，冲击我。更重要的是，城市没有田地，不需要种植棉花，冬天不被冷风侵袭，夏天不被烈日曝晒。
我找到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常州市服装二厂，我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每做一件衣服就意味着3-5元的收入，我住厂里能容纳28人的集体宿舍。开始几个月，我心满意足，累并快乐着。
紧接着，城市展露了它残酷的另一面，经常通宵达旦地加班，有时连买信纸的时间都没有。尽管如此辛苦，一个月下来，七算八算，除了买几本好书，所剩的钱也只能顿顿青菜茄子。92年整整一年，我没吃过一顿城市的肉，倒是父亲从被我深恶痛绝的农村带来了不少美味。城市还是一面渐渐清晰的镜子，照见我笨拙的体态，粗糙的皮肤，以及由于缺乏教养而显现出的无知的眼神。
城市的层次层层叠叠，而我恰恰是最低的一层，城市给我的位置仅仅是缝纫机后的一条板凳和集体宿舍的一张床。城市也有炎凉，我可以为它献身，但它却不曾接纳我的灵魂。缝纫工是灵魂的飘渺的，缝纫工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我对于城市而言，就如一颗尘埃。
但是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在于其不同凡响的魅力，我们可以埋怨和诅咒，却不会轻易离开。城市虽然默默无语，却照示着一切，短短半年，尽管生活只有三点一线：车间、食堂、宿舍。但我仍然悟出城市生活对于漂泊者的本质：要想真正被城市接纳，光有投身是不够的，我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过客。要想立住脚，只有加倍地努力。
我就是城市的一草根，总有机会出人头地，绿意招摇，总有一天。
我把节省下来的钱积攒下来，一到休息日就奉献给新华书店，在捏着钞票前往新华书店的路上，每一次，我都要和我的胃做一场斗争，我的胃强烈要求接纳路边香喷喷的炸油饼和茶叶蛋，我的精神说“不，我要买书，我也要充饥。”就在我蜷在摇摇晃晃的铁架床上读一些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文学名著时，并不曾意识到这一步就是我人生的转折，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我想到了写，写乡愁、写困惑、写周围的一切，写求而不得的痛苦，无名的焦虑总使我拼命写东西，否则，就产生罪恶感，我们活在无奈的现实当中，没有音乐、美酒、没有时髦、理解和自由，没有百分百的快乐充实和希望。
当所写的东西越堆越高的时候，我想到了发表。92年12月，我抱着大白纸写的所谓的小说、散文进了常州日报社，找到了一位副刊编辑时，我的命运开始突破了。
93年3月3日，加有“编者按”的散文《父亲的女儿》登在了头条，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变成了铅字，刻在了报纸上，同时，那位叫“李怀中”的编辑的名字也刻在了我的心里，成为我扭转命运的见证。
这件事在服装二厂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车间里仅有的一张报纸，从一工段传到四工段，从中午传到晚上，已经破烂不堪，我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龄女孩围观着，她们用热烈而羡慕的眼睛看着我，也看到了她们自己的希望。更大的奇迹还在后头，一位姓邓的妇产科医生读到了这篇文章，她找到了我，她说：“你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笔触，真不容易，可惜没有理论基础，不深造太可惜了”文联主席李文瑞也召见我，他肯定了许多，也点拨了许多。从1993年3月4日到93年8月底，在常州市文联和邓医生的奔波下，常州的文化界、高等院校、新闻单位和企业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联手给了我一个成才的机会--送我进了常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深造。
半年之后，我终于坐在了常州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教室里。我反反复复窥探着周围，希望发现一些梦的痕迹，但那不是梦，那是崭新的生活。
两年的专科生活是短暂和永恒的。十年后的今天，深造的格局已经改变，只要有钱，大多数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大学生，纵然如此，服装厂里的姑娘们只有观望的份。尽管服装二厂和教育学院只有五百米的路程，也只有我才幸运地完成了身份命运的奇异转变，那时候，我暗暗发誓，要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那些慈善的胸怀。
两年内，我没有向父母伸手要过一分钱，全凭自己的稿费维持生活。由于基础知识过于薄弱，我差点放弃了，由于缺少营养，我经常四肢浮肿，嘴唇发白，由于学习强度过大，我两次晕倒在课堂上。我经历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考验，最终我战胜了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环境。
毕业以后，出于回报，我回到了服装二厂，重新做起了缝纫工，同时我自学日语，一方面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希望进入厂里的管理阶层，用知识作为回报。随着我的文章不断见诸报刊，杂志并得奖，我每天会收到几封或十几封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处境的打工者的信件，他们把我当成了楷模和知音，为此，我在电台客串一档节目，用自己的故事去激励那些曾经和我一样茫然和荒芜的心灵，我毫无怨言的回复他们，用从社会方方面面得到了昂扬传递给他们，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语言的力量太轻薄了，可除此之外，我不能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真正意义上的影响。那时，我就发誓：总有一天，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象别人成就我一样去成就他们。
这一度成了我的目标，不幸遇难的戴厚英老师在生前来常时，听说了我的故事，她说：小老乡，好好努力，你肯定会成功的。
但是，随着服装厂效益的提高，劳动强度的加大，我有些力不从心了。每天在嘈杂的车间，从事单调的以级与专业、爱好毫不相干的工作，我心灵的天平失衡了，失去了安慰自己和别人的信心。细细想一想，这也是生活的必然。一个人不会在每个地方都受到欣赏和爱护，我终于明白，盲目地报答，不仅报答不了别人，只会耗费了自己。
1996年我离开了带给我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的服装二厂，闯进了全新的经济市场，我凭借自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顺利被三株公司吸纳为策划部执行经理。开始了策划保健品市场和自己人生市场的经历。毫无疑问，三株产品在常州市场的火爆离不开我一年多的文案创作和炒作。当然，我的工作没白做，我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也正是这丰厚的回报，唤醒了我提高物质生活质量的欲望，我不再写一些散文和小说，更多的是策划案和广告词。我开始期待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席梦思床和自己的厨房，追逐金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动力。为此我开始自学MBA教程，我明白知识是生存的基础，却逐步偏离了文学的方向，最后几乎搁笔了。尤其是三株退出市场后，我离开了常州，在南京一家影视公司任总经理助理一职，我的总经理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士，但是比起她的精神，更加吸引我的是她的进口汽车，豪华别墅以及上千元的名牌服装。记得有一次她说，明天我要带我儿子去坐公共汽车，小家伙一听说，两晚上没睡着觉了，因为他从来不就不知道公共汽车的概念。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两者的对比更加刺激着我。正在这时，我接到了苏州隆力奇公司的邀请，为了更优厚的待遇，我离开了南京。在此之前，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一位我永不后悔与之共度一生的男人，他同样来自社会的底层，具有隐忍和刚强的作风，苦难和寂寞不曾丧失他的斗志。他的专业是会计，他的目标是做一名注册会计师
。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一家小旅馆度过的，他搂我在怀里，深深地说：“委屈你了，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为了这句话，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专业，也投进了商海。
不久我发现自己腹中孕育了新的生命，我对丈夫的苦苦哀求毫不动容，我不能让他一来到这个社会就受苦，起码我要给他一个家。
如今我搂着冰清玉洁的小女儿在怀里的时候，想起了先前那被我扼杀的小生命，仅仅因为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我知道我会终身忏悔。好在第二个孩子即将出世的时候，隆力奇给了我较高的薪水和地位，我的策划案深受总裁器重，我们积攒了三年的收入，也换回了常州城区的一所房子。小女儿才幸免于难，为了这个新建的家和即将出生的孩子我放弃了隆力奇回到了常州。其实我只要把家安在苏州，我就可以家庭事业兼顾，那么我为什么要选择常州安家呢？其实，当时连我自己都不曾意识到在我内心有一个情结。因为这是我成就自己梦想的一个源地啊。
99年随着女儿呀呀学语，我们的生意也渐入佳境，终于有了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一席之地。我们在进入城市八年之后终于跨进了富有者的行列，我享受到了我二十七年都没有品尝过的物质感受，物质生活的提高揭开了另一面迷人的风景，这时候的我完全沉湎在生活的表相，看到一件好衣服比读到一篇好文章更让我激动。跑美容院的次数远远多于跑书店的次数，我丢弃了自己的爱好，我忘记了我曾经为何而成为社会的宠儿，我把追求利润作为我所有的理想了。我沉湎在物质的喜好中忽略了自己的精神。
就在我准备向更大的事业迈进时，新的考验出现了。由于积劳成疾，我开始感到疲倦和莫名的孤独，开始腰痛、四肢乏力，不能上班，也不能干家务。经过几个医院的反复确诊才诊断出病理性结论：肾小球系膜增生伴新月体24%，这意味着我不仅失去了健康，不能养活自己，终日与药为伍，甚至还有可能丧失生命。2000年一整年，我一而再地入院，大碗大碗的喝中药。
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命运之神的惩戒吧，惩戒那些丧失自我的人们、惩戒那些荒芜的灵魂、惩戒那些知恩不报的行为。在病床上，在吞咽苦涩的中药里，在与病魔的斗争中，我开始了反省，我忘记了自己的来处，所以也不知去所，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位置，只有我陷进了深深的失落，经历过的这些人、这些事，有的让我惊、有的让我怕、有的让我喜，却终究不过是虚妄而已，因为一个人仅仅追求物质，忽略精神，他终将一无所获。现在生活的一片安详，对我是一种非难。看吧，我的意志竟然战胜本能的冰凉的风景，这荒凉的风景中，女人的欢悦，像卷起尘埃的风一样刮起来。
我感到一阵阵寒冷，不能再这样一天天下去，生命的能量应该得到充分的释放，理想不应该随便丢弃，虽然不一定成功，但必须正视自我。
我拿起了笔。这时候，我是宁静而清醒的，我喜欢这个时候的自己，以及这个时候对家庭，婚姻和社会的看法，我称之为“幸福”的感觉。
尽管等待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期待的不一定会来，我拒绝的未必不来，怀疑和忧愁一直紧随我身，但是，当文学可亲可爱地摸抚我的双眼，从双眼穿透我的神经时，我重新如痴如狂地热爱起它来，似乎除此之外，并不那么重要了，精神也格外松驰。当我坐在电脑前，书店和图书馆时，周围环境不那么尖锐也不那么紧张。
而书里，这么陌生的世界，这个真正的世界的气息扑面而来，教我喜悦。
我将终生追寻。我决定求助文学。只有文学才能拯救我的灵魂，才能将我从虚妄中解脱出来。
这是我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失去了可贵的健康之后才彻悟出来的道理。
好在我把终身之托付给了爱情而不是魔鬼，我的丈夫说：“既然精神的东西更为重要，那你继续写作吧，我保证你有饭吃。”
绕回了原来的起点，该是一种幸运，我虽然有所失去，但我还有重新开始的资本。似乎有一只手一直在操纵这个世界，我始终不知道它是怎样揭示观点又遮蔽现实的。如何虐待生命又善待生命的。如何惊虏人心却又敲击人心。如何制造梦想又如何摧残梦想的，这制造我们又在嘲弄我们，它教我们不断去索取，最终可能又让我们两手空空，但是可能最好的就在后面吧。
直冲云宵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断的噪音，以及花样百出的诱惑，各种进口的国产汽车，摩托车和那铺天盖地的广告--演绎着发达和失败、亢奋和失落，有无数的机遇，又有无数的偶然，这就是城市生活。
而我始终仍端坐书房的一隅，我清醒地记得自己是谁，应摒弃什么，该往哪个方向，如今我20万字的小说已经完成，尽管期间我反复地入院，在疼痛中煎熬，但是我终于在对文学的执着中减轻了肉体给我的折磨，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够将自己的小说出版，不仅出版，它还能走出书店，走进我曾经生活过的各个角落以及和我同样命运的漂泊者，能够给他们带去鼓舞，带去榜样，带去信心，让他们明白，吃饭不仅仅是我们背井离乡的全部目的，漂泊者也需要建筑自己的精神家园。成功不仅只属于优越的和优秀的人们，同样属于身处逆境的各个阶层，因为这世上还有奇迹，我期望我的书能照亮他们的心灵。
不仅如此，我更大的目标是成立一个专门发现、传播、传扬打工文学的文化传播公司，让这样的一个体系把高雅的、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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