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廉俸之外不取一文”，曾文正公自警自励之言，让人佩服与欣羡。然到咸丰四年之后的曾国藩，人予百五十金退百金，留五十金，还慨叹读书人之苦，家庭之累，当官之穷，同一人前后风格迥异。看其日记、书信，诸篇所记的拿金银及高档药材送家馈友，想来别有况味。

　　 读完《傅斯年全集》，知先生在柏林读书期间，每每向陈寅恪先生借钱度日，遍见窘态。在给胡适先生的书信中，他谦称国外读书鲜有长进，为生计所困，难有心思向学。后来，傅、陈两先生专业一致学问却殊途，单就学术心态而论，出身于大户人家的陈寅恪先生学问确实做得优裕宽松，这恐怕是日日为生存发愁添压的贫寒学子难以企及的。

　　 所谓“吃饭哲学”，不外乎是指衣食无忧之后，素淡二、三人之学问的一种底子。底子厚，心里清洁，学问类似于玩票，不显仄狭，纯粹文章，钻得深，拓得宽，一以贯之，硕果累累，大家即成；底子薄，为稻粱谋，苦行僧式的做作，心烦气燥，柴火气味浓重，烟雾弥日不散，生计尚可，与真正的学问到底隔得远，且喧哗的成分多，口号式的分贝高，自落俗套。这两种学术样态，也是奈何不得的。曾国藩的感叹，傅斯年先生的“不长进”，应是有由头的，他们代表学人的一类生态。

　　 道德文章，大概是先得道，然后才可讲究德的。若整日为生计压迫，为言说困厄，向来难有道的通达，“宁静以致远，澹泊以明志”，底子薄的人为之，常显矫情；底子厚的人，不言自明，不淡都不行。坐怀大乱者，难得平和心境，术乏专功，何来道？不来道，只讲德，空谈无益啊。

　　 时下，学术之流弊甚多，司空见惯，实是有情可原的。学术规范之要义，可以形式上的禁格，却难扫学术之外潜在的动机与手段，应试教育当可检讨。

　　 面对着条件极为艰苦，却肩担民族大义救亡图存重任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和他们的作为，傅斯年们似的“不长进”也不尽然，再想想当今学界的诸多怪象，颇为不忍。向学未敢忘忧国，大至大处
，言行与事象诸在，令人叹服，是为楷模。学界前辈若此，后人当如何，扪心应自知的。

　　 虚文与实在，无用与有用，抑或不中不西与即中即西，应放在大处言说与操作，不然纠缠于概念的界定，拘泥于小处的计算，深陷于功利的讨巧，道德分离，或不道不德，学问没有重量，无所依托，难免会空疏、小气，终其一世很难阔大起来的。学问乃天下公器，实当关乎宏旨。


　　　　　　　　　　　　　　　　　　　　　　　　　　　　　　　　　　　　　　 （邵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