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舞梅花、腊鼓频催之际，2005年第一期《书屋》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但愿这本以品书、评书、荐书为主要特点的杂志伴随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既然《书屋》是读书人的心灵家园，那么如何读书的话题便值得反复地讨论。武汉大学的冯天瑜先生有次到湖南师大讲学，提出凡有志于治学的人都要有几本“看家书”。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这个观点我一直深表赞同。

　　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看家书”无疑是“四书五经”。只要真正把这些书读通了，博个封妻荫子是大有希望的。现在许多人一听到科举便生恶感，其实那时中式者大多是聪明人，像“范进中举”一类笑话，毕竟属于科举的“末流”。作为后来人，我们对于科举的得失当有一个理性的认知。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汇，学界俊采星驰。细究起来，那时在做学问上有所成就者，在读书方面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就说鲁迅吧，在西学方面，他对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便下过苦功。对于中国的传统典籍，像《庄子》、《韩非子》等，他更是烂熟于心，随手拈来即成文章。至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大家也莫不如是。韩非子认为“深智一物，众隐皆变”。意思是说深入地了解一件事，许多隐秘不明的事也就会变得清楚明白。

　　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因此，首先下苦功读几本值得一读的书，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拓展，乃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没有“专攻”的所谓博学，只可能产生皮相之见。唐人李德裕说：“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将此话作个也许不恰当的引申，“看家书”便有如读书人手中的“戟”，而其它知识则形同“狡兽”，没有前者，自然就难以应付后者。

　　上海的周泽雄先生是《书屋》的老作者。很多读者对他写的《性格辞典》予以好评。周先生自称“文坛草寇”，而非“文坛流寇”，一看就是有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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