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由来已久，且争鸣不休，难有公论。“书中自有黄金屋”，“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本是一种谋生手段，要想富，就读书；另一层，“学而优则仕”，“货于帝王家”，知识又成了进身晋阶之通途，要当官，就读书。“忧患识字起”，“百无一用是书生”，反过来又颠覆前二层的意识，矛盾至极。

　　其实，我们赋予“知识分子”太多的内涵和意义，远远超出它的承载，弄得不堪重负。“知识分子”由日译转来，与传统的“士”之义接通，“智识分子”是矣，再后就蜕变成“知识分子”，概念顿成标鉴。往昔的诸多运动，谁搭上“知识”，且成“分子”，似乎难有好日子过；改革开放以后，谁都想方设法往“知识分子”身上靠，评职称时，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从躲避不及到惟恐不及，心理跨度可谓大矣。九十年代以降，大家都成“知识分子”了，反倒就困惑起来。在我看来，二十世纪最复杂最难厘清的概念莫过于“知识分子”了。要不，现在还在说，还没说清楚呢!

　　面对如此混沌，我十分赞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先要把“分子”还原为“人”，只有剔除附庸在“分子”身上的各种歧义，才能纯粹。更进一层，也是最起码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是现代法理意义上的“公民”，“公民”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担当，也在场，这样总比正襟危坐，“把瞳孔搞大”或把嘴皮子磨烂，要好得多。

　　金岳霖先生三十年代有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强调知识分子要“独立进款”，很名士气，一般人学不来也做不到。

（邵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