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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永远在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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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14 9:29:00 | By: 任冰ren ] |
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度过了美丽的高中时代。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在封建社会是皇家学校，她的地位、名气和条件可想而知。我一不是北京市人；二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三没有亲友在北京，做梦也想不到，一个远离京城四千多里的山区孩子，会成为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是刘少奇主席在教育战线喋喋不休的“红白”之争纠缠不清的关键时刻，拨乱反正，力主振兴教育，并实施振兴教育的举措。其举措之一是：从全国各地挑选最优秀的少年到首都重点培养。这样，我才有了家乡人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高兴得热血沸腾，同时，也让家乡人激情满怀，兴奋不已，交口称赞。
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位于西单闹市区。南临长安街，离中国京剧院和电报大楼仅两三百米，步行20分钟即可到达天安门。北达堂子胡同，与西单商场和红光电影院咫尺之隔。东接果匣胡同，西与西单北大街东侧排房相连。校舍一百多间，是清一色的朱红油漆平房。校园面积不大，但是，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布局紧凑，环境幽雅。庭院里有枣树、槐树、柿树、藤萝、海棠。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学生宿舍区内的一棵大枣树，已经历四百多年沧桑，被号称为“京都枣王”。这棵枣树虽然已经满身皱皮，却依然枝叶繁茂，如盖如伞，果实累累。学校地处闹市，围墙外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校园内却静如园林，只是在上下班人流高峰期，才隐约听到一阵汽车的喇叭声。谁都想不到在市中心，竟有这样一块静谧之地。
学校由石虎胡同7号和8号两大宅院组成。8号院是明清封建王朝皇亲国戚的府第，房舍俨然，气宇轩昂，是公府级建筑。这座大宅院，乾隆年间为绵德府，同治年间为溥咸府，光绪年间为毓公府。7号院比8号院小，是会馆、民居格局。雍正三年，即公元1724年，清王朝在此创办右翼宗学。因学校设在京城右翼，故称右翼宗学，专收皇族爱新觉罗氏近支子弟。7号院在清初时曾是明末降将吴三桂之子、清王朝驸马吴应熊府第。吴应熊被族诛之后，7号院即成了右翼宗学。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曹雪芹曾在这个宅院呆过，在右翼宗学担任抄写工作，是如今北京唯一有证可考、保存完好的曹雪芹遗迹。为了纪念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将军，民国初年，在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策划下，在7号院创办了松坡图书馆。藏有万册中、英、法、德、日文图书，是当时北京名气很大的公共图书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文人、学者常来此阅览。松坡图书馆迁走之后，这里又成了官办学校，并将8号院也划归了学校。
这块土地是人才荟萃之地，先后留下了曹雪芹、梁启超、徐志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文化名人和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众多先烈的足迹，因而名著京城。国家对这所学校历来重视，民国内务部次长达寿、教育家吴恩和、马邻翼都曾在这所学校担任过校长；被称为北京近代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等名人也曾在此供职。多年来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专家、学者及仁人志士，是一所具有辉煌历史的学校。
解放后，人民政府更加重视这所学校的建设，将校舍修缮一新，开辟运动场，完善教学设施，并从首都高校选派优秀教师来此任教。担任我们这一届的任课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可敬可爱的老师。语文老师是北大高材生；代数老师和几何老师是清华讲师；物理老师是留德归国学者；化学老师是詹天佑后裔；外语老师是上校翻译官；连体育老师也曾是全国拳击冠军。教学设施先进，我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读书时就有了电化教学设备，教学水平堪称全国一流，不用说我家乡的中学，连北京许多中学都望尘莫及。国家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除了配备先进的教学设施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之外，对外地学生实行免费上学，吃、穿、住全部由国家提供，使困难学生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学习。学校重视教育质量，实行严格的筛选制度，优胜劣败，以质量求发展，因而人才辈出。诸如乌兰夫、郭小川等一大批国家高中级干部和各民族诗人、作家、数学家、医学家、美术家、导演、军事科学家等，几乎都是出自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精英。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不愧为是人才辈出的摇篮，代代莘莘学子不负重望，不断地为学校谱写新的篇章，使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誉满京城。
我初中毕业时正值国家“自然灾害”时期，加上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撕毁协议，疯狂逼债，雪上加霜，致使我国遭受天灾、人祸双重夹击，大江南北，万马齐喑，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吃野菜、树皮，甚至吃观音土。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能受到国家重视，被挑选到对于我来说是天堂般的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深造，真是三生有幸，确实像家乡人说的“祖公葬到龙头上”。
我非常感激国家的器重，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好好报效祖国；同时也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更要好好学习。我从初小升高小，从高小升初中，都考了第一名，初中升高中统考虽然不知名次，但也考了高分。可是，我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新生开学摸底考试时，全年级150名新生中（其中北京市学生50名），只考了第12名。因我未能名列前茅，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失落感。我是个好强好胜，而且有清醒头脑的学生，不甘失落和寂寞，很快意识到必须奋起直追。我承认了各地教育水平的差距，但坚信在同等条件下，以后将是另外一个天地。我的估计没错，每当筛选到来，许多同学纷纷落马时，我却一步步地前进了，次年就跻入了年级前8名。经过三年筛选，全年级学生只剩下94人。但是，不管怎么筛选，我始终稳坐第一班。最后，除两门课程没达到满分之外，其余各科全部以满分毕业，获得保送生资格，直升大学。
完成了高中学习阶段，离开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已不可免，可是，我热爱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舍不得离开。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处处都有我的身影，有我的欢声笑语和密密麻麻的足迹。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代，标志着我已迈入有生以来最辉煌的里程碑。三年前当我踏上这块土地时，还是个懵懂少年。三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中我已长大成人，并出色地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从这里跃上大学的台阶，使我感慨万千。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是我亲爱的母校，母校便是母亲。我非常留念这里古色古香的房舍、京都枣王和庭院小径，很想将亲爱的母亲紧紧拥抱，永远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永远不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长大了就得离开。告别母亲的日子临近时，我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依稀看到了分别时的伤感情景。好在我是在北京西郊上大学，离母校不远，我会花上几毛钱搭乘公共汽车直奔西单，然后，沿着熟悉的西单北大街和小小的石虎胡同，再度扑向母亲的怀抱，重温母爱，向母亲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的敬礼。
何谓情深潭水，何谓情不自禁，离开了母校怀抱，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大学时，无论学习怎么忙碌，每隔一段时间，就不知不觉地回到母校，看望白发苍苍的老师，聆听师弟师妹的欢声笑语。大学毕业离开北京之后，难得再见到母校的容貌。几十年中，我只到过北京三次。可是，我每次到北京，无论是烈日当空或是狂风暴雨，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前往石虎胡同，瞻仰母校，关心母校的命运和变化。尤其是1976年夏天那次去北京，下了飞机，来不及找旅馆就直奔母校。我拖着行李箱在校园里转悠了很久，详细地看了教室、宿舍、京都枣王以及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里里外外拍了许多照片。母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令我心潮澎湃，勾起少年时代数不完的回忆，美丽的生活画面又呈现在眼前，让我久久地不愿离去。
我这一代在母校学习、生活过的学生，既是幸运者但又生不逢时，学业未成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命运和前途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人经历过痛苦磨难，生活道路坎坷不平，我也不例外。我大学毕业后首先是被安排到部队锻炼，接受脱胎换骨的洗礼。接着，被安排到家乡县工作。
我的少年，正如拜尔所言：好似一位快乐的君主，不问天有多高，只想摘下天上的星月，铺一条光明的道路。由于我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到了青年时期，仍然天真无邪、纯朴善良、充满理想，无视“极左”年代的烦扰，把世界想象得十分美好。走上社会后，我放弃政府机关不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愿在实习期当一个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由于我要求坚决，县委组织部安排我到一个小厂工作。想不到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工厂与榔头、焊枪、机床相伴整整10年。其间，还拖过板车，补过油桶，修过公路，搞过农活。10年中，除了县委组织部一个副部长，在我下厂前说过一句叫我不要后悔的话之外，再也没有任何领导过问我的情况。我多次认真思索过，上级领导对我不再理睬，使我感到莫明其妙。难道我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在实习期当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错了？真的是见怪不怪，我很快想通了。在极左年代里，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连大知识分子都不吃香，我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小知识分子何足挂齿，何况是我自己愿意离开政府机关下厂锻炼的，任何领导都没有责任。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扭转乾坤，大张旗鼓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有了出头之日。我也有幸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被调入县科委工作，结束了我在基层锻炼的生活。
然而，由于“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路线，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人们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不可能一下彻底解决，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仍然不同程度地压制知识分子、亏待知识分子，我本人就有深刻体会。说来心酸，我工作勤恳，成效日益显著，生活上却得不到应有的关心。我的家虽然被安置在政府大院，住的却是与农药化肥仓库和公厕仅一板之隔的木皮屋。因木皮屋破旧，后靠荒山、坟茔，家中常有蛇、虫出没，危及孩子安全。饮水靠肩挑，往返近两里，还得爬两个坡、45级台阶。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我参加工作14年间，遇上两次调工资，两次都被评上了，可是，最后都落空，不是被卡就是被“抢”。原先，县科委老领导认为我是个人才，热情支持我的工作，可是，自从他抢了这级工资以后，不仅不再支持我的工作，还设置障碍，打击我的工作积极性，宁可让我闲着。县科委老领导一向为人不错，口碑也不错，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怕我工作上出风头、抢眼，怕周围的人说三道四，背后指责，丢了自己得之不易的脸面。老领导的想法和做法，使我惊讶、寒心。联系到当地数起知识分子冤枉挨批斗或被歧视的现象，我感到此地已没有发展前途，必须靠自己把握好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促使我下决心出走。为了丰满自己的羽翼，我更加勤奋工作。意识到我的10年黄金岁月已被耽误，必须与时间赛跑，竭力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我的勤奋不断地出了成果，不久，在本单位冒尖了，接着，在全县也冒尖了。1983年全县首届科技成果大会，奖励了17项科技成果，我一人占了3项。其中一项一次性经济效益达到65.45万元，成为此届科技成果授奖大会唯一的一等奖，县政府亦因此为我记了功。我的事业与自己离校后的前10年相比，可谓突飞猛进，蒸蒸日上，在县科委工作前5年中获得了4项地、县科技成果奖，并在国家《科技情报工作》、湖南《情报实践》、《湖南日报》、《湖南科技报》、《致富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科技论文或科技作品，使我的身价大大提高。
因我在县科委主要是从事科技情报工作，与外界保持着比较密切地联系，消息比较灵通，知道人才管理制度将发生变化，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等待机会到来。1985年春，湖南省在省城长沙举行大型人才交流会，我的机会来了。我有幸以县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人才交流会，到交流会引进人才，同时也下决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把自己交流出去。由于我有材料而且准备充分，我联系的5个单位都表示欢迎。特别是岳阳苎麻厂接收大员为争取要我，竟然与湖南省纺织品总公司接收大员争执起来，说：“这个人我先要！”最后，我选择了株洲大学。株洲大学校长看过我的材料之后，马上拍板，不到半小时就让我拿到了商调函。参加这次人才交流会，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还有一定的人生价值，非常兴奋。由于当时人才固有思想还非常严重，正常调动困难，最后，我不得不以人才交流会规定的第6种方式——辞职，进入株洲大学工作，迎来了前进道路上的新曙光，跨入了对我后半生具有决定意义的里程碑。
此后，我更加勤奋工作，刻苦钻研，又陆续获得近20项全省性和全国性学术成果奖，公开发表论文和文学作品七十余篇，成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我从事的工作，几乎可说搞一样成功一样，无论是在湖南高校或是在广东高校，我的工作都被高校专业系统评为全省性优秀或全国性优秀。近年，还完成了长篇小说《少年梦》的创作，2002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被吸收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成了一名作家。我成为作家后，中华在线立即免费为我开辟了工作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信报》、《湘声报》、《东莞日报》等报刊，陆续刊发了关于我作品的书评文章。搜狐、网易、雅虎、新浪、21CN、Google等各大网站都有关于我及作品的信息。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各全国四五十家大图书馆收藏了我的长篇小说。
我经历过痛苦而又漫长的磨难，险些一辈子碌碌无为。可喜的是我不甘挫折，不甘沉沦，如磐石下的小草，总想顽强向上。我奋斗、前进的动力是什么？是意志和信念——立志报国，矢志不移，坚信有所作为。意志和信念来自何方？来自国家的器重，来自母校的培养和影响。
母校是人才荟萃之地，有着辉煌的历史。母校的辉煌是我的精神支柱，使我在前进道路上有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断的动力。为母校争光添彩，既是我的理想，又是我的神圣职责。因为我是母校的一分子，母校永远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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